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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。”



我付了钱。



他把菜装进旧报纸卷成的纸袋,递过来时故意松得早了一些。



纸袋掉在地上。



一个土豆滚出去,撞到旁人的鞋尖。那人立刻挪开脚,土豆又滚了一小段,停在一摊积水旁边。



我没办法蹲得太低。



义肢的膝部不会像真正的关节那样顺从。我先将拐杖横过来撑住身体,再慢慢弯下右膝。残肢被接受腔顶得发疼,身体晃了一下,手指离那个土豆还差一点。



周围安静了片刻。



没有人帮我。



本来也不该有人帮我。



我又往前探了探,终于把土豆捡起来。起身时右腿发颤,拐杖底端在湿地上滑了半寸。我下意识收紧腰腹,稳住了,没有摔。



有人从旁边走过去,小声说了一句:“活该。”



我把土豆表面的泥水在外套上擦干净,放回纸袋。



是的。



活该。



上午八点,我去了军需后勤处。



战后缺人手,我虽然已经退役,仍被安排在这里整理阵亡和失踪军人的遗物。这个职位不需要与太多人交谈,也不需要长时间站立,很适合一个只有一条腿、名声又不怎么样的人。



后勤处原本是一座货运仓库。



屋顶很高,窗子靠近房梁,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。一排排铁架从门口延伸到最深处,上面堆满军绿色的遗物箱。每只箱子都贴着编号,有些写着姓名,有些只有发现地点和所属部队。



我每天的工作,就是登记、清理、归类。



等待家属认领。



或者等待它们再也无人认领。



进门以后,我先把拐杖放进办公桌与墙之间的缝隙里。那里不容易被人看见。随后坐下来,把左边裤腿从膝盖一直理到鞋面。



第一只遗物箱来自西线步兵团。



箱子的主人叫阿乐,二十二岁。里面有一件烧坏半边的军服、一只停在四点零七分的怀表、三枚硬币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。



信封上写着“给姐姐”。



我没有拆。



军需处的规定是,未拆封的私人信件应保持原状,直接交还家属。于是我只用软布擦去信封表面的灰,将卷起的边角轻轻压平,再装入防潮袋。



第二只箱子没有姓名。



里面是一把断齿的木梳,一只儿童尺寸的红色毛线手套,还有半张照片。照片上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右肩和一小片花园,另一半已经被火烧没了。



我将物品逐一编号。



木梳,01。



手套,02。



照片残片,03。



发现地:北部旧车站。



所属人员:待核。



保存状态:较差。



处理建议:长期留档。



写到“长期留档”时,我停了一下。



这几个字通常意味着,不会再有人来把它们领走。



下午,一位老人来认领儿子的遗物。



他把一张已经折得发软的证明递给我。纸上写着他儿子的名字:张怀恩,工兵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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